前不久在杭州附近的一座寺院出席一个佛教晚会，晚会的明星是来自台湾的著名佛教媒体创办人兼主持人，一位相貌儒雅、口若悬河、在两岸四地都有不少倾慕者的法师。法师慈悲，提前印发了三首邓丽君歌曲的歌词，一首《甜蜜蜜》、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另一首记不住了。歌名没变，只是部分歌词改为佛教内容。在法师的带领下，上千信众唱得如醉如痴。因为人多，歌词听不清，只有邓丽君歌曲大联唱的感觉。接下来演济公的游本昌老先生上台敬献小节目，顺便委婉提及移植情歌作佛歌不妥，建议另创佛曲为好。

   邓丽君歌曲和佛曲各有妙处，法师的用意也是好的，但贴一起就不免有清茶里泡块红烧肉的感觉。
 
   其实佛曲的拿来主义或谓移植渊源久远，大约在佛教东传之初就已开始。因为梵文和汉语之间的差异，在梵呗旋律的汉语配译上遇到了障碍，一些高僧便依据梵曲创制新声，进行本土化改造，如《鱼山梵呗》等。本期刊登了一篇钱慧写的《论两晋高僧对梵呗本土化的贡献》，说的就是这事。

  这时期的佛曲无论移植还是新创都很在意音声上的佛教意境。佛曲的大规模移植是在明永乐年间，公元1417年永乐皇帝钦定了一部《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集》，这部佛教歌曲集从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中移植了四百四十余首曲牌，并着力推行到寺院中。流传至今的佛教音乐，如著名的智化寺音乐、五台山音乐及寺院殿堂唱诵等几乎都与宋元时期的南曲、北曲有着渊源关系。

  这时期的佛曲基本是将现成曲牌直接配词套用，只管方便，不求意境，但典雅者尚居多数。

  近代弘一大师用外国民谣旋律配词，如《三宝歌》等，虽有点洋味儿，但还不离谱。

  但是现在，周旋歌曲、邓丽君歌曲、民间小调都成了佛教音乐，美则美矣，但佛教意境何在？这真是音声佛事的悲哀。

  我题目上写“音声佛事”这个老词而不写“佛教音乐”这个新词，是因为一切有关佛教的音声都是佛事，都是修行，都是法门，都是度人；都要庄严，都要神圣，都要端正，都要清净。

  情歌很美，美在一个痴字上，但佛教很怕为痴所累；佛曲也很美，美在一个净字上，佛教主张净心。我们应当赞美推崇两晋高僧的做法。
 
  如今很多大作曲家都是佛弟子，很多大法师也都通音律，何不自创佛曲度人呢？

  情歌作佛曲，还是作罢了吧！